張軍:我們存在消費不足這個提法并不科學

作者:張軍 發布時間:2021-04-11 來源:網易研究局+收藏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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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網易研究局根據2021年3月20日對張軍教授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的采訪編輯整理而成。



“我們存在消費不足這個提法并不科學”


Q

都說我們存在消費不足,你認同嗎?

張軍:如果你一定要問我中國存在消費不足的問題嗎?我覺得答案是“No”。“足”的標準是什么?參照是什么?在國民收入中消費的占比高低,不能獨立討論,要看經濟發展的階段和發展模式。每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和發展模式不一樣,不能機械地直接比照。與世界上其它地區相比,東亞高成長經濟體一直有自己的發展模式,高儲蓄率便是其中一個鮮明特點。一方面嬰兒潮出生的人口在經濟起飛時期正好成長為勞動力,至少一代人進入工作年齡;另一方面,作為東亞人,他們注重家庭和孩子教育,因為他們把下一代看得很重要,儒家文化歷史很長,尤其是中國經歷過長時期的低收入、低生活水準或者說普遍的貧困,這些歷史記憶很深刻,所以人們非常節儉勤勞。現在的孩子可能難以理解什么是饑餓,但是即便像我的父輩,他們還是有過饑餓的經歷的。我也經歷過物質匱乏和消費品短缺的年代。所以,貧窮和饑餓離開我們的時間并不是很遙遠,其實日本、韓國也曾經是這個情況。在這樣的文化歷史背景之下,在經濟發展的相當一段時間里擁有比較高的儲蓄率就很容易理解。


儲蓄率比較高的國家或者地區,相對于其它地區比如拉美、非洲、南亞、歐洲、北美,家庭消費支出占整個收入比重就相對來說會比較低。


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能簡單拿中國跟美國、印度或者非洲去對比各自的消費占比呢?第一,這樣的比較完全忽略了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儲蓄率高低,這跟國民過去的歷史、甚至習俗有相當的關系;第二,如果看中國家庭消費支出的絕對增長率,平均而言,過去幾十年幾乎是全球最快的,因為中國的GDP增長是全球最高的。當然,因為我們的投資增速在相當一段時間里比消費更快,所以,家庭消費支出在GDP中的相對份額一度會出現下降。


一個國家的居民消費的增長一定有一個主要的推動因素,其它的影響因素或許都是慢變量,比如說習慣、儲蓄行為,這都是要2-3代人才能夠有些改變的。但是收入變化是比較快的,居民的收入增長快,消費支出的增長平均而言不可能慢。



“經濟貢獻中更高的消費占比不是經濟變得更健康的標志,反而很可能是人口老化的一個結果”


Q

你相信將來我們會有更大的消費比重嗎?

張軍:我要反問你一句,你認為更高的消費占比是我們經濟變得更健康的標志嗎?其實不是,對于大多數高增長的經濟體來說,這很可能是人口老化的一個結果。


現在大家都說我們未來的經濟增長要從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其實這個話應該理解為,將來我們的經濟增長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投資這是對的,但這意味著我們要有更高的生產率水平才行。其實我們過去的投資會對未來的生產率產生積極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投資的增速就會大幅度放慢,可投資的機會變少了。這當然會讓消費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升高。但這不意味著家庭消費支出會保持比之前更高的增速。實際上,我并不擔心我們不會發展到那一步,而是擔心到那一步可能來的太快,因為人口的老化會讓我們的儲蓄率降的太快,結果經濟增長一下子變得很慢了。我看到所有東亞高增長的國家或者地區,人口轉變都來得很兇猛,結局都差不多。


人口轉變是指出生率會從比較高的水平上驟然降下來。出生率在歐美的歷史上都是很慢的變量,但是在東亞,比如日本、韓國、中國,都是在幾十年的時間里就出現巨大轉變。總和生育率,也就是某個國家或地區平均每個婦女在育齡期間(15-49歲)生育的子女數量就從平均6個下降到1個左右,韓國、新加坡和中國可能現在都降到1左右了,韓國甚至還要再低一點,這是非常劇烈的變化。據韓國統計廳公布的“2020年出生和死亡人口統計結果”顯示,去年韓國的總和生育率只有0.84,在經合組織(OECD)國家當中是最低的。這很可怕。


另外一方面,人口平均預期壽命越來越高。一方面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也就是每年新出生的孩子越來越少,中國去年出生人口可能只有1000多萬,過去中國一年的出生人口最高曾經達到3000萬,未來出生人口可能不到每年1000萬。出生人口過15年左右就變成勞動力人口,可是按照目前的出生率,這部分人口會越來越少,意味著未來的勞動年齡人口也就越少;另一方面,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又越來越長,就使得人口當中年齡大的、超過中位數年齡的人口越來越多,比重越來越大。如果把60歲作為老年人口的一個分界線,那么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19年末,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數已經達到2.54億,占總人口比例18.1%。而且這個趨勢還在加強,目前似乎已不可能得到逆轉。


通常來說,盡管所有的人都要消費,但只有工作年齡的人口有能力儲蓄。老年人不再有收入,消費往往主要依靠之前的儲蓄。所以當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持續下降時,國民的儲蓄率就會下降。儲蓄率下降,那么消費占比就上升了。


日本從50年代到80年代,韓國從60年代到90年代,跟中國過去30年的情況一樣,經濟發展帶有高儲蓄、高投資的特征。但是現在由于日本、韓國人口結構轉變如此兇猛,儲蓄率早已大幅下降,消費占比當然也就上升到新的水平了。


一個老人占比較高的社會相對于一個年輕人占比高的社會,消費占GDP的比重肯定更高;但是消費支出的增長不見得比之前更快,因為整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下降了很多,收入的增長也不如之前那么快了。



“我擔心鄉村振興在很多地方,會變成擴大投資的短視的機會。”


Q

現在為什么又要提鄉村振興?非常必要嗎?

張軍:振興鄉村不是首次被提出來了。過去中國搞新農村建設,搞小城鎮化,投入了大量的資源,但后來發現這些做法并不能改變和阻止鄉村的人口繼續流向城市和大城市。中國經濟發展到這個階段,真正需要的是鼓勵包括人口和土地使用權在內的要素的更自由流動。這是大趨勢,也是我們這一階段改革的重心。中央在去年4月份首次出臺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的意見,今年也印發了《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行動方案》,都強調未來這幾年要鼓勵要素的跨地區自由流動。其中,人口流動是不可阻擋的,城市化是大趨勢。


所以鄉村振興關鍵要想清楚我們要解決什么問題。是想留住更多人在鄉村嗎?是想推動城鄉融合或一體化嗎?還是純粹為了擴大投資需求?其實,留住太多的人是不可能的,而推動城鄉融合并不需要從農村入手,而是要從擴大城市入手。現在城鄉融合做得好的地方,從來都是振興城市經濟而不是振興鄉村的結果。至于搞鄉村振興如果是為了擴大投資,那這個想法更是要不得。我們之前的教訓也是足夠多的。


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后有過一個振興鄉村的所謂反城市化的戰略,據說是那時候日本議會中鄉村的代表突然增加造成的。結果在數年里政府花了太多的錢,搞了大量的無效投資。日本有經濟學家曾經研究過這個問題,發現這么做的一個嚴重后果是巨大的負債負擔和對日本經濟整體生產率的傷害。這在一定程度上放慢了日本經濟的增速,后來不久又遇到外部的石油危機沖擊,導致日本經濟在70年代初再也無法保持之前的增長勢頭。


我擔心鄉村振興在很多地方,會變成擴大投資的短視的機會。其實,鄉村振興應該更多地納入到促進城鄉融合的范疇中去理解。很多人覺得現在經濟遇到需求不足的困擾,也沒有地方花錢,不如再想出一些花錢的渠道。如果是這樣,就太短視了,這么做不僅不可能帶來刺激經濟的持久的效果,而且必然給我們的經濟制造更多的困難和負擔。任何規劃項目,都要謹而又慎,一定要想清楚是否符合和順應我們經濟發展的大趨勢。


什么才是大趨勢?經濟資源的聚合、區域的融合。這背后是要素更自由的流動機制。我們要承認,現在要素的流動還面臨很多制度性障礙,需要改革。過去這些年,國家批準和推動那么多的自貿區、還把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成渝雙城經濟圈等提升到國家戰略,目的就是通過推動要素更自由的流動,特別是人口和建設用地流轉,形成具有更大的經濟聚合力和空間勢能。


中國整個經濟的格局經過這幾十年的發展,要素往哪里流動基本上很清楚。城市群、都市圈是最主要的經濟發展引擎。在這種格局中,這些地方保留的鄉村也會因為經濟資源的聚合而與城市融合起來,也會變得美麗的。


現在全國還是有兩千多個縣,有一些非常靠近大城市的縣會隨著城市經濟的擴張被城市化,成為大城市的一部分;有一些縣在大城市外圍,但是隨著經濟在空間或區域上的的發展,它會跟大城市在經濟上有非常密切聯系的地方,與大城市構成所謂的都市圈。比如,蘇南地區跟上海的經濟聯系就是這樣,廣東的深圳和廣州周圍的那些縣市也構成都市圈的經濟網絡。深圳和廣州周邊有好多縣級市,經濟很發達;上海周邊地區的昆山、吳江、江陰、宜興都是經濟上不得了的縣市,江陰的上市公司甚至超過很多省市。所以,這樣一些地方的鄉村在過去幾十年的財富積累過程中,已經更新到了一個很高級的水平,這就是樣板。沒有圍繞大城市和城市群的經濟聚集,沒有城市化,這些鄉村不可能得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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