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那些年那些事 | 先行一步:悼念傅高義教授(1930-2020)

作者:郭振羽 發布時間:2021-04-01 來源:復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計劃+收藏本文



郭振羽 教授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終身榮譽教授, 新加坡新躍社科大學學術顧問。曾任南洋理工大學傳播與信息學院創院院長 (1992-2003),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創院)署理院長(2003-2005)。在受邀創辦南洋理工大學傳播學院之前, 郭教授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及高級研究中心主任。 

郭教授早年畢業于臺灣政治大學新聞系,隨后赴美就讀于夏威夷大學和明尼蘇達大學,先后獲得社會學碩士和博士學位。1973年到新加坡任教之前,原任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先后曾受邀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華盛頓大學,臺灣大學,政治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廈門大學等校訪問教授/學者。1990年創辦英文《亞洲傳播學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英國Routledge 出版,列入SSCI索引),并擔任主編至2010,長達20年。2000-2004年曾任國際媒體傳播研究學會(IAMCR)副會長。郭教授在教學研究之馀,也積極參與公共服務,曾榮獲新加坡總統頒發公共服務獎章(PBM, 1997)及公共行政(銀)獎章(2001)。



(一)

2020年12月20日美國傳來傅高義教授過世的消息,雖然知道傅教授已是90高壽,堪稱人瑞,但是在哀悼惋惜之余,大家不免還覺得幾分錯愕訝異,主要是因為老教授這段時間還非常活躍,經常出席各種會議,為世界大勢,特別是中美關系發表高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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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去年12月1日,他還以視頻參加北京的《香山論壇》,評論在美國新任總統拜登主導下,未來中美關系的走向。

去年11月初,他也以視頻參加臺灣《遠見》雜志主辦的《遠見2020年高峰會》,就當時塵埃尚未落定的美國總統大選表示憂心忡忡。

去年7月,他接受《環球日報》訪問,對當時中美之間頻頻發生的摩擦和矛盾,表示憂慮,擔心兩國發生軍事沖突。《環球日報》標題上寫著:“很不幸,中美有發生軍事沖突的可能性。”

去年4月,90多名美國知名學者和前政府官員發出公開信,呼吁中美兩國合作,應對新冠疫情帶來的世界危機。傅高義也是帶頭簽署的學者之一。

2019年7月,100多位關心亞洲的美國學者和外交官,在《華盛頓郵報》發表一篇擲地有聲的鴻文,題目是“中國不是敵人”。傅教授是起草人之一,代表了美國自由派學者專家的心聲。

他終身研究東亞社會政經發展,2000年退休之后,以70高齡,花10年時間專心研究鄧小平,曾多次訪問中國,會見有關人士,收集相關資料,于2011年出版60多萬字的《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中譯本分別于2012和2013年在臺北、香港、北京出版)被公認為評介鄧小平畢生功過的傳世之作。

再往前溯,這位哈佛學者早在1960年代就開始關注中國的發展,前后出版了幾部相關專著:《共產主義下的廣州,1949-1968》(1969)以及《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1989)。正如書名所示,他總是先行一步,見人所未見,多年來,在哈佛贏得“中國先生”的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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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當今中國學界和政界年輕的朋友,可能還有人不知道早年傅高義教授卻是以日本研究一舉成名的。他在1979年出版《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舉證日本社會的若干特質,是美國社會所不及,警示日本社會的競爭力,可以凌駕美國。此書一出,不但在美國大受重視,在日本更是激起千層浪。原來日本民族性常以憂患意識自勵,不作自我張揚,如今有哈佛教授如此推崇,信心大增。日譯本一時大銷,據說至今還保留銷數最高(非小說類)外文譯著的記錄。

《日本第一》不但在美國和日本風行一時,在亞洲地區努力追求發展的大趨勢下,各國也有意以日本為師,尋找發展的訣竅。據說當年新加坡的高級公務人員也是人手一冊,精讀這本日本發展的秘笈。

正是在如此情境之下,新加坡當局于1981年邀請到這位大師來訪。而我當時正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負責社會系系務,以此身份,有機會和這位社會學前輩,有較多的接觸。

那年傅教授7月來訪,隨即在區域英語中心發表公開演講。新加坡電視臺,知道傅教授精通雙語,也安排了英語和華語兩場電視訪談,分別在8月4日(第五波道英語)和7日(第八波道華語)晚播出。

這兩場電視座談,主賓當然是傅教授。新加坡長年推動雙語教育,如今有外來世界級的學者,以流利華語參加座談,不但媒體特加重視,一般人也不免好奇,想知道這位來自哈佛的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的華語到底斤兩如何。在新加坡方面,我個人以社會學學者身份受邀全程參加英語和華語兩場座談,是個人殊榮,也算是代表本地學界對國際知名雙語學者的回應。

除了我和傅教授之外,電視臺邀請到當年政府投資公司Intraco總經理比萊(Gopinath Pillai)擔任英語座談主持人,參與座談的還有國立新加坡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慶珠(90年代起擔任新加坡駐聯合國以及駐美國大使多年)以及新加坡箴言報(Singapore Monitor)主編卓天賜。華語座談則是由新加坡廣播局主席黃望青(曾任新加坡駐日本大使)親自出馬主持,其他參加座談人士還包括當年出道不久的國會議員符喜泉女士。

座談會的討論集中在《日本第一》一書,以及傅教授對日本現狀和未來的觀察和分析。傅高義華語流利,不愧是“中國通”,參與座談完全沒有問題,華英雙語座談都很順利。

當年的海峽時報報道,倒是留下一則公案,值得一記。

話說1981年8月4日海峽時報預告當天電視節目,以傅高義為主的的英語電視座談為主題報道,只是當天海峽時報竟然出現了兩個版本,文字內容相同,但是選用了不同照片。其中之一刊用了傅高義、陳慶珠,以及卓天賜三人照片;另外一個版本,則是以郭振羽換下卓天賜。

當天我看到了兩個版本,心中詫異。要知道當年報紙印刷技術不比今日,報紙臨時抽版改版,費時費事費錢,是一等大事。我想知道原因,只是當年人微言輕,無從問起。這么多年來,只有在講課時,偶爾會拿出來當成陳年報界軼事趣聞,作為例子。如今回顧此事,用心分析,看來有兩種可能。一是主編原選用卓天賜照片,結果上級覺得用了另一英文報主編照片不妥,所以臨時決定改用郭某照片。另一可能是先用郭某照片,結果發現三張人頭照片都是大學學者,不免偏頗,所以決定改版。不論原因為何,現在看來,都不是大問題,好像不必如此大動作。如今時過境遷,真相無從查起,也無關緊要,姑且還是保留這段無頭公案。

(三)

話說當年傅高義的《日本第一》,風行一時。只是日本發展固然驚人,足為東亞新興地區表率,但是日本到底也沒有超越美國,爭先奪冠。那年傅教授在回答問題時,曾口出豪語,對日本發展表示樂觀,認為“在未來20年,日本仍可保持支配世界經濟地位”。結果日本經濟發展泡沫,來得比預期為早。就在1990年開始,日本經濟泡沫就已破滅,墮入了“失落的20年”。因為如此,傅高義在1990年代受了不少攻擊,逼得他一再辯解,終于在2000年出版《日本還是第一嗎?》,作為答復。依他的解釋,他的本意只是點明日本社會的優點,其中包括:重視教育,建立完整醫療體系,強調治安,維護社會秩序,保持社會平等,等等。他特別強調原書的副題是“對美國的啟示”,目的是在對照美國社會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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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這番解說,也就不難理解他在1980年代,也是首先注意到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的學者之一。他在1991年發表《亞洲四小龍》,同時也提出儒家倫理和東亞發展的關系。如此環環相扣,也不難理解他預見21世紀中國騰飛的遠見。

傅高義在哈佛師從社會學大師派深思(T.Parsons),受的是傳統的社會學基本訓練,主修家庭社會學,博士論文研究是美國中產社會的家庭關系調適問題。1958年取得博士學位。畢業后最早出版的專書,竟是一本家庭社會學讀本。早期在傳統社會學刊發表的幾篇論文是他的博士論文成果,走的路和一般剛出道的博士菜鳥并無二致:埋頭努力發表論文,以謀求教職。

他學術生涯的轉捩點,是在畢業后接受導師之一,人類學大師F. Klukhohn的忠告到日本做博士后研究。他原意是從事傳統家庭社會學研究,要深入了解戰后日本中產家庭的結構功能分析。他努力學習日語,在東京郊區深入訪問六個日本家庭,馬上發現日本中產階級家庭的互動結構,不但和美國家庭不同,更重要的是,和他所理解的傳統日本家庭有異。他以敏銳觀察力,注意到戰后新中產階級“工薪族”(Salary Man)的出現,終身獻身服務大公司大企業,有異于日本鄉鎮傳統社會。1963年他發表《日本新中產階級》一書,之后,“工薪族”一詞被廣為采用,這本書也成為理解現今日本社會的經典之作。

也由此他轉換研究軌道,從傳統社會學,轉入跨學科的地區發展研究。他更重要的一次轉身,是從日本研究,注意到中國的發展,開始努力學習中文,“先行一步”,投身中國研究。早在文革時期,就到香港根據文獻和難民訪談資料,于1969年出版了《共產主義下的廣州,1949-1968》。

1981年和傅教授會面時,他透露他的研究課題,已經開始關注到當時廣東地區發展遠景,果然幾年后就拜讀到他的新著《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1989),奠定了在中國研究的龍頭地位。而由他對廣東改革開放的深入研究,當然也注意到改革開放背后的“總設計師”,也促使他在70歲退休之后,以10年功夫完成《鄧小平和中國的變革》(2010)這部傳世之作。
(四)

縱觀傅高義畢生重要學術貢獻,從日本研究到中國研究,一脈相承,處處顯露出他以宏觀視野俯視東亞發展大趨勢的洞察力,他總是“先行一步”,見人所未見,又能深入淺出,以通俗語言,推廣介紹如此大趨勢。而他在分析介紹之余的潛臺詞,則是他對東亞地區,以及他的祖國美國的和平發展的關懷。

值得一記的是,他最后的著作,在89高齡于2019年出版的《中國和日本:1500年交流史》,終于把他畢生獻身研究的兩個東亞國家,連到一起,宏觀解析1500年歷史大趨勢。他在出版序言中說:“我試圖盡自己的努力為中日關系史提供一個客觀的解讀,以改善兩國關系。”他從未說這是他最后一本著作(他計劃中的下一本書是《胡·耀·邦·傳》),結果中日關系的1500年史成為他計劃之外的學術生涯總結,是冥冥之中,適當的安排。

備注:文中用圖均為郭振羽教授提供,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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